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积极推进构建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体系，显示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基本取向与走向。
探索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其中一项突出的工作就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开启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建设的新探索。这体现在：
遵循法治理念，国家先后制定相关法律，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应对各种错误思想思潮的要求融入法律条文之中；中央印发相关文件，凸显以法治方式张扬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
以党内法规方式对全体党员提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颁布一系列准则和条例，明确提出“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要求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等等。
针对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不敢亮剑”“难以判断是非”等问题，实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定相关办法和细则，督促各级党委形成、保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敏锐性，自觉重视意识形态工作。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意识形态工作法治化、制度化的新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存在的“松、软、散、迷”状态，其实践指向非常明确，即以制度的力量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明确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在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础上，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根本制度是反映一种社会形态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制度，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精神要义应贯穿于全部制度体系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标识国家和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标识整个社会倡导的道德风尚，也决定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性质和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我国的根本制度，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制度性前提和保障。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理想为最高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四个自信”；要求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这一理论成果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做好实际工作的理念思路、举措办法和科学方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文化建设各方面，凸显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的统领地位和引领功能，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传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构建实现根本制度功能的制度体系。在制度运作中，根本制度需要通过一般制度、具体体制机制来完成向实践的转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规章制度、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体制，又离不开社会主义文化领域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
十九届四中全会从五个方面来构建实现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功能的制度体系。其一，在意识形态工作层面，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学校）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等。其二，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等等。其三，在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方面，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等等。其四，在舆论引导方面，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等等。其五，在文化创作生产方面，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等等。
上述五个方面具体制度、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和运行，可以在党的领导、价值观建设、人民权益、科学研究、教育教学、舆论传播、文艺创作等多个层面、多个方面全面、立体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落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实践要求，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形成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合力，焕发出用马克思主义影响、塑造人们主观世界的综合效应，从而形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与文化环境。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